過去兩年，香港公務員團隊經歷了不尋常的薪酬考驗。2025年度，在通脹持續的環境下，財政司司長一錘定音宣布凍薪；2026年，政府提出的薪酬調整幅度仍未能完全追回物價累計升幅。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在2025年及2026年分別錄得2.1%及1.7%的升幅，兩年累計達3.8%，這意味着公務員的實際購買力已明顯受到侵蝕。追平通脹，從來不應被視為一種額外的「福利」或「獎賞」，而是對每一位在職「打工仔」最基本、最起碼的保障，更是公務員獲得感的底色所在。

公務員固然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肩負着執行政策、服務市民的職責，但他們同時也是香港社會的受薪階層，與所有「打工仔」一樣，關心薪金的實際購買力實屬無可厚非。當薪酬增幅追不上物價升幅，便意味着實質減薪，這不單打擊士氣，更在根本上動搖了「多勞多得、半斤八両」的職場基本邏輯。公務員團隊過去一年在人手編制削減、實際在職人數大幅低於編制、空缺率持續高企的困境下，憑藉「加辛」完成了大量新增政策任務，其付出與承擔有目共睹。如果連最起碼的購買力維護都無法做到，又如何體現社會對公務員貢獻的尊重與肯定？又如何體現這支世界排名第二的隊伍的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現時公務員退休金的計算與調整，正是以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為依據。而在現時公務員年度薪酬調整制度建立之前的1972和1973年，公務員的薪酬便根據消費物價調整，而在現行機制中，生活費用變動也是一個常設的考慮因素。可見，公務員薪酬必須維持其應有的實際價值，是對在職公務員基本權益的應有尊重。

職方提出合併2025年凍薪與2026年加薪兩年計算，乃因應去年政府非常規干預薪酬機制的合理做法，而非刻意選取有利時間點。去年政府由財政司司長在不經既定諮詢程序的情況下直接宣布凍薪，本身已是對制度的偏離；職方追溯購買力損失，只是還原公務員兩年來的實際處境。事實上，1974年政府因石油危機凍薪，翌年便採納合併兩年薪酬趨勢指標的做法以填補「不足之數」，說明此原則有先例可援。至於當局以過去十年或二十五年時間的累計加幅論證「跑贏通脹」，職方認為此說法未能反映近年公務員購買力被持續侵蝕的客觀現實——過去五年間公務員經歷了三次凍薪，短期實質購買力早已受壓，以長時段統計掩蓋近期損失，難免予人「先射箭、後畫靶」之感。

事實上，在職公務員的薪酬當然不應單純與通脹掛鈎，然而當經濟下行時，公務員接受凍薪減薪，與社會共渡時艱，是應有的責任；當經濟欣欣向榮時，公務員期望分享經濟繁榮的成果，同樣是理所當然的權利。2026年政府財政已恢復盈餘，香港經濟發展勢頭良好，通脹低企，零售業業務收益指數連續錄得正增長，在此背景下，公務員要求合理分享經濟復甦的成果，絕非過分訴求，更是提振內部消費、配合國家「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發展格局的重要舉措。更須正視的是，公務員薪酬調整不僅關乎17萬在職人員的切身利益，更直接影響對資助機構的撥款水平及私營市場的薪酬期望，整體牽動超過百萬就業人口的收入預期。若調整幅度過低，非但壓抑內部消費，更可能削弱經濟復甦的內生動力，最終拖慢整體復甦的步伐。

至於社會上對公務員「薪高糧準」的刻板印象，往往建基於誤導性的數字解讀。以2024/25年度為例，所謂「公務員薪酬佔政府開支四分之一」的說法，實際是按編制職位「薪級中點估計年薪值」計算，而當年公務員編制雖逾19萬個職位，實際支薪人員卻僅約17萬人，公務員一直以較少的人手承擔編制內應有的工作量，每年為政府節省過百億元財政支出。與此同時，自1999年公務員體制改革以來，公務員假期等福利已大幅削減——由每年40.5天例假降至最高22天，最高級公務員的常務秘書長其例假已與改革前二級工人水平相若。這些客觀事實長期在社會討論中被忽略，對公務員團隊並不公平。

歸根究柢，薪酬調整不應淪為數字遊戲，更不應讓公務員成為財政緊縮年代中被遺忘的一群。追平通脹，是保障公務員基本購買力的底線要求——退休金制度早已以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作為調整依據，說明了這項原則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在此基礎上提供具競爭力及激勵性的薪酬調整，則是對一支已連續多年承受凍薪、縮編、超負荷工作壓力的公務員隊伍最基本的尊重。政府正值轉型關鍵期，各項政策的推行均有賴各級公務員群策群力，唯有合理的薪酬保障，方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激勵人才，為香港的長遠發展奠下穩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