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集:「公務員政治中立的由來及存廢」

作者： 黃河 本會前會長、前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輪任）主席 （本文原刊2023年1月31日《巴士的報》） 較早時，行政會議召集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葉劉）向傳媒透露，她曾聽過港督彭定康叫港英政務官1997年後勿聽北京的話。其實，看彭督任內為硬推自己的「政改方案」，不惜「拉倒」中方安排的「直通車」方䅁的取態，也要對高級公務員作出十分出格、肆意干預新政府管治的指示，就不會大驚小怪了。有關方䅁本來容許港英最後一屆立法局議員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籌委會）確認，即可「直通」，成為特別行政區首屆立法會議員。葉劉沒有交代的是，被叮囑的港英政府這班精英，有何反應？他們對公務員政治中立大原則的認識有多少？又知否中方既同意港英公務員留用留任，承諾不會「秋後算帳」，則期望他們回歸後服務及效忠於新的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忠誠執行新政府的政策指令，完全符合政治倫理？他們更知否貴為港督的彭定康，正在扭曲公務員政治中立大原則的內涵？對此，回歸後的特區政府高層又做過些什麼以匡正前港督的繆誤、樹立公務員的正確認知？ 客觀回顧過渡期的歷史可知，香港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的實踐深受中英兩國的合作關係的好壞、政制發展的快慢等因素的影響。讓我們梳理一下回歸前發生過什麼。首先看看英方（含港英政府）這一邊。 中英開始談判之時，港英政府實質上已屬於看守政府，但英方並沒有就政制發展等具有長遠及巨大影響的問題，通過《聯合聲明》《附件二 關於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英雙方已一致同意的方式，與中方進行友好磋商，卻接二連三地推出一個又一個新的舉措，以造成「米已成炊」之局，計有： 1981年中英剛開始談判之際，就單方面發表《香港地方行政白皮書》，急不可待地啟動非政權性區域組織的改革，包括設立區議會（此時只有委任議員）； 1982年中英開始正式談判之時，為設立只有一年的區議會引入選舉； 1985年全體官守議員退出區議會，同時又擴展市政局選民基礎； 1984年9月《聯合聲明》草簽前夕，單方面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啟動立法局歷史性改革、正式成立功能組別；…

作者： 黃河 本會前會長、前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輪任）主席 （本文原刊2023年1月14日《巴士的報》）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內地譯為「撤切爾夫人」）訪華，明確了中國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並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的立場，放棄了「以主權換治權」的企圖。由是中英正式開始了1983-84年歷時兩年的談判。由於公務員兼具港英政府僱員的身份，香港政府華員會（華員會）除關注公務員隊伍及香港的順利過渡問題外，還十分關注公務員的職業前途(主要是過渡到新政府留用留任)等切身權益問題，積極探究保障之道。期間，華員會通過座談會、會員代表大會、《華員報》問卷調查等多種方式，收集會員、分會、盟會、友會、公務員同事等的意見。它還直接聆聽了警務人員的心聲，更開創了港人的先河，研究了英國政治中立的文官制度適用於香港的問題。 由於其時香港還沒有出現政黨政治、選舉政治，海外通用的政治中立的文官制度的基本元素並不全部適用於香港，但其它一些元素應可引用，例如，公務員服務及效忠的對象為「在任(或叫『當日』)的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day），但不必與其共進退，服務不受政府的任期、輪替、政權轉變的影響。對香港公務員而言，回歸前，「當日的政府」既然是港英政府，你服務於它，自必要忠誠執行其政策指令，因而回歸前，因你執行港英的政策指令所產生的政治責任，概由港督及其主要官員承擔，你只需承擔行政責任。據同一邏輯，回歸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了你新的服務及效忠的對象，你當然要忠誠執行新政府的政策指令，但不必承擔政治責任。華員會據此提出，其一、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後，包括警務人員在內的原服務於港英政府的公務員應可留任，直接過渡到並服務於新的政府，其服務不受主權移交的影響；其二、希望曾執行過港英政府政策指令對付左派機構及人士的公務員（包括警務人員），不會在回歸後被「秋後算賬」。華員會認為，其建議如能被中方接納，將大大緩解眾多公務員的關切，有利穩定公務員隊伍，有利隊伍以至於香港的順利過渡。 1984年7月，華員會派出由郭元漢會長以及時任副會長的我、總秘書鄭秀杉和副總秘書劉其沛組成的4人代表團正式訪京。上京前，華員會會員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理事會呈交的報告，議決向中國國家領導人表達本會對香港前途及公務員問題的意見並提出適當的建議。代表團會見了時任國家領導人、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華員會的多項意見建議獲得了正面回應。10年後，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還曾公開讚揚華員會主張公務員「非政治化」的立場，強調不存在什麽「秋後算賬」的問題。 1984年12月19日，中英正式簽署《聯合聲明》。聲明中，中國政府主動宣佈了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並以《附件一》的形式加以具體說明：「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門(包括警察部門)…

作者： 黃河 本會前會長、前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輪任）主席 （本文原刊2023年1月6日《巴士的報》） 我曾在兩個月前建議當局改變傳統諮詢模式，在修改《公務員守則》之前，首先與公務員及議員共同搞清公務員政治中立大原則的正確定義和內涵以及國際通用的認知，其次是了解此原則引入香港的來龍去脈和歷史 (見2022年11月3日拙文《公務員政治中立大原則存廢問題（1）： 請楊何蓓茵局長『刀下留人』！》)。作為一個直接、不間斷的參與者，我希望能借以下幾篇系列文章，介紹香港引入公務員政治中立大原則的由來和實踐。華員會的經驗證明：了解了有關的來龍去脈，有助於加深對相關政治倫理和秉持此項原則的合理性的理解。 華員會之開始研究有關問題，始自1982-84年間中英兩國開始談判香港前途問題。在此之前，香港公務員政治中立問題從沒有真正出現過或有人去研究過。事實上，實行高壓殖民統治的港英當局，對公務員的日常管控、公務員人權的限制從沒有放鬆過。例如，公務員到內地探親或旅遊，必須事先得到批准；應聘、任職「敏感」或高級職位，必須先接受政治審查；即使報考培訓官立學校教師的羅富國、柏立基師範學院，煩内地出生者，就算中學會考及筆試成績優秀，一律不會取錄；警務人員入職後，個人身分證必須上繳部門保管，不得私人持有，等等。有趣的是，對極少數左右派基層公務員工會(前者「親北京」，會所內掛五星紅旗；後者「親台灣」，會所內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各有各「親」)，港英政府採取的倒是「隻眼開隻眼閉」政策。但不論你「親」什麼，公務員效忠的對象從不含糊一一英王或英女王(華人公務員曾戲稱之為「事頭婆」) 。是港英殖民政府的「恭順的僕人」(Obedient Servant)。事實上，港督作為聯合王國派駐香港的至高無上統治者，代表的是英王或英女王，一直獨攬著一切行政、立法、司法以及軍事大權（其中所掌的立法局主席之權柄，遲至撤出香港之前的最後幾年才放手），容不得你挑戰他的殖民統治、觸踫他的管治红線。 英國雖有實行政黨政治的長久歷史，有選舉議會及政府的政治體制，保守黨、工黨政府經常輪替執政，有政治中立的文官制度，但英式民主從未延伸至香港，因而「政治中立」與公務員向來扯不上什麼關係。其實，即使涉及民生的範疇，儘管英國是一個「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本國國民可以享受到的勞工權益、社會福利等保障制度並沒有主動惠及香港…

黃河 本會前會長、前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輪任）主席 （轉載自2022年12月14日《巴士的報》） 為跟進《施政報告》中提出要更新13年前頒佈的《公務員守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曾預告正在草擬中的新版本《守則》將刪除「政治中立」一詞。就此，我曾撰文疾呼：請局長「刀下留人」！但據傳媒較早前的報導，局長似乎不想放下「屠刀」，聲稱「此舉未有最終決定，局方正考慮字眼」。與此同時，她又再次透露未來新版《守則》更多的內容：「公務員不可被個人政治取向、政治信念或政治聯繫影響工作，不可在工作上偏頗一些政黨」、「不論公務員政治取向如何，一定要幫政府『全心全意做好』，不能因為公務員自己的喜惡、某些政治取向而說『我中立的我不做、我中立的不支持』」，等等。局長並強調，「新版守則會凸顯一些過往沒有寫出的原則，包括公務員要尊重憲制秩序、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亦要有團隊精神。」  勿為反對我們的人添彈藥 拿楊何蓓茵局長這番最新的解讀比對她約一個多月前在立法會上的講話，意思其實相差不多。事實上，局長引述的正是國際上通用的有關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的正常認知一一儘管各地各國的情况不盡相同，其基本元素可說大同小異。問題是，既如此，刪除國際通用、本屬中性的「政治中立」名稱、表述，與之「切割」，另找字眼，難免予人有「玩弄」文字遊戲之感。更甚的是，在當前美國無所不用其極打壓中國和平崛起之際，特區當局的操弄，除了添煩添亂，別無其他作用！當局此舉，徒令人誤會香港在刻意「政治打壓公務員」、「扼殺公務員政治中立」；給了美西方得以再度妖魔化香港的「一國兩制」、陷中央政府於不義的可乘之機，令講好中國故事更困難！並正如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的直言：「放棄『公務員政治中立』這個用了三十多年的表述，在今天的形勢下，徒為反對我們的人添彈藥。」  問題不在名稱上 事實上，仔細審視香港踐行「政治中立」的歷程，只要不帶偏見成見，應不難客觀梳理出回歸後，出現誤讀誤解誤判、扭曲歪曲「政治中立」大原則越演越烈的亂局，問題實際上出在2009年特區政府更新《指南》為《公務員守則》後，沒有講清講楚講透過「政治中立」的憲制責任、政治倫理、政治邏輯等道理；沒有動用過處理公務員隊伍的管理和紀律問題的工具箱；沒有向全社會展示過政府有端正隊伍紀律及社會秩序的意願、膽識、決心和行動。  勿浪費時間另找字眼 有關這方面，《守則》實際上列出過特區政府相關的責任人，包括：「管理公務員隊伍的主管當局」一一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個別決策局、所屬部門和辦事處的主管」；各決策局的「最高負責人」一一常任秘書長；以及似乎不應逃避，卻又不知道應該負起什麼責任的各決策局局長一一政治問責主要官員。而這些責任人相互之間的工作關係，《守則》又交代得不清晰不簡潔。不遵守「政治中立」良好操守行為的危害性和個人須承擔的後果，則更是隻字不提。建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把多些精力放在以上幾個方面，不要再浪費時間在另找字眼代替「政治中立」4個字之上了！  何須斬脚趾避沙蟲 與過往最大不同的是，今天，《港區國安法》正在實施之中，全體公務員已需要簽署文件確認或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就極大程度地強化了新版《守則》的權威性，執行力，令誤解較易得到澄清、繆誤較易得到糾正，務實、正確的觀念較易得以樹立。若能配合《公務員事務規例》…

黃河 本會前會長、前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輪任）主席 （本文原刊2022年12月6日《巴士的報》） 有兩位朋友對我總結香港踐行政治中立的4大經驗教訓的回應，值得一提。其一表示：「今日去回想當年徐澤副主任的說話，只覺其中充滿警惕的意味，可惜『被錯過』和『被忽略』了」；「（政治中立）義理多年來被歪解和錯誤援引」「造成之後的亂局」。另一位朋友直指：「（政治中立大原則的名稱）根本無須更改」，當局的「精力應放在如何認真督導之上」。對今天香港亂局之肇因，他們分析得都很精準、很在理。 與之比對，令人失望的是，不少建制派中人竟只曉得炮轟「公務員政治中立」大原則，卻不懂得、不願意做做功課，搞清它正確的涵義。日前看到他報一篇專欄文章，其作者正是如此一個「人辦」。在該篇題為《不平則鳴：公務員擺正香港方擺正》的文章中，他把公務員「人心未回歸」的原因直接歸咎於「政治中立」：「公務員隊伍沒擺正位置，被『政治中立』徹底洗腦，令香港不設防」。他連「功課」也不做就遽下結論，把出現亂局的責任，無差別地、一股腦兒地丟到了18萬公務員頭上：「若十多萬公務員在《基本法》下都擺正的話，『非法佔中』可搞79天嗎？黑色暴亂可肆虐一年多嗎？人大常委會還需要為香港緊急立《港區國安法》嗎？」這位已份屬資深建制派的前立法會議員，甚至連來龍去脈也懶得追查，就把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王永平視作「政治中立」之推手！ 本來，只要認真做好功課，不帶偏見成見，追根尋底，就不難了解「政治中立」正確的內涵，不會以訛傳訛，把冒牌貨當正貨；也就不難梳理出回歸後導致亂局出現的一些緣由。譬如，2003年10月，時任港澳辦副主任徐澤，在北京，與香港公務員團體代表團座談時，曾指正過：公務員政治中立「有重要前提、特定內涵，有規限」。但許多代表在會後回應傳媒時，仍講得一塌糊塗。而在香港，時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除了有正面回應傳媒幾句之外，並無任何跟進。中央政府負責官員的非正式「提醒」，並沒有得到特區政府的重視。6年後頒佈的《公務員守則》也沒有納入徐先生的意見。到了此後，各種圍繞政治中立的誤讀誤解、曲解歪曲之勢越演越烈之時，當局仍沒有同公務員、政界、社會各界講清講楚講透過相關的倫理、內涵，也沒有加強過公務員隊伍內部的督導、規管。立竿見影的是，社會發生了越來越多倡狂衝擊「公務員政治中立」的事件，例如：2012年行政長官換屆選舉之時，本應作為下屬表率的一群高級公務員竟然發出匿名公開信，公然反對3位侯選人中的兩位建制派人士，嚴重違反「政治中立」紀律的事件。此外，還發生公務員上班時，公然佩戴黃色絲帶支持「佔中」；「港獨」分子參選立法會議員的資格被否決，秉持政治中立原則、忠誠執勤的選舉主任受到恐嚇；在政府物業及公眾地方非法設立「連濃牆」；公眾人行道上鋪滿國家主席肖像任人踐踏等等事件。 上面提到的幾個事例出現之時，的確還沒有《港區國安法》，公務員還不需宣誓，但香港原有關於公務員的紀律和管理的制度，《基本法》早就容許它們繼續存在，因而特區政府並非全無規管的工具可用。何況《守則》頒佈後，雖然尚欠完備，但各級公務員總算有了一套方便參照的明文規則，各級管理層的工具箱裏也總算增添了一套方便針對公務員政治中立問題的督導、執行紀律的新工具。問題是這些規則、工具有沒有束之高閣？特區政府各級管理層以至政治問責班子（不僅僅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有否齊齊撥亂反正、增加各級公務員的認知？當局有否端正隊伍紀律及社會秩序的意願、膽識、決心和行動？罵公務員罵得興起的議員、政黨政團、建制派KOL，有否客觀審視過各級管理層的督導、規管工作的成效得失？有否追究過為什麼一件又一件事件遲遲得不到處理？肇事者為什麼可以不受追究？不予嚴懲？不了了之？有否什麼「不懂作為」、「不夠作為」、「不敢作為」、「不願作為」的情況？也有否核查過各級管理層，乃至自己有過什麼「作為」、「不作為」？ 痛駡公務員的前立法會議員，請做做功課：在隊伍中，既有首長級、政務官、署長級、高級，又有中級、基層、低級、不同工種、不同類別的公務員，其中有擁有或不擁有相關的政策制定權、決策權、話語權、管轄權者，總人數達18萬之眾，則各人到底應承擔什麼及多少責任？政治問責班子、行政會議成員等等，又應否和該承擔什麼及多少責任？ 不下下功夫做做功課，把一切問題輕輕鬆鬆、簡簡單單地歸咎於「政治中立」，展示的只能是「懶人」的行為！ 【 作者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會立場 】

黃河 本會前會長、前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輪任）主席 （轉載自2022年11月26日《巴士的報》） 回歸後，衝擊公務員政治中立大原則的，除直接來自公務員隊伍內部，更有來自外部的，且其嚴重程度可能比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舉3個實例來看看。  選舉主任收「死亡恐嚇」 2016年9月舉行立法會換屆選舉之時，有一些「港獨」人士的參選資格被取消。負責審批的兩位選舉主任隨即接連收到要被「滅門死全家」、「等天收」，要對他們「掟」（扔）磚頭、石頭、炸彈的威脅。連最高學府中文大學的所謂「民主牆」，竟也張貼了針對他們的「粗口大字報」，旁邊還貼上選舉主任的照片及個人資料！這兩位公務員還一再收到附有刀片、粉末、「陰司紙」的「死亡恐嚇」信。有新成立的政團也來插一脚，加入要脅公務員的行列：不會放過「失去政治中立的公務員」。 本來，本港並不缺乏投訴公務員執勤的工具，完全可以經由體現法治精神的渠道去反映、去處理。但有人，包括並非當事人的大學生，卻倡狂到要訴諸於暴力威嚇！這既是對公務員政治中立大原則的曲解，更是對法治的褻瀆！對此，華員會曾予以大力抨擊。華員會指出，由於部份公務員的職責必涉政治，更何況社會泛政治化之下，普通民生等問題亦可以隨時變得高度政治化，難免招惹訴求得不到滿足的某些政治派別，或和他們有聯系的市民的不滿、責難。就如6年前的這次，執行選舉主任職責的公務員，就被指責「違反政治中立」。若為免「順得哥情失嫂意」，怕動輒得咎，公務員還可以如常秉公執行公務嗎？政府服務還可以如常提供嗎？公務員隊伍的穩定還可以維持嗎？其後果，社會可以承受嗎？應該承受嗎？  華員會：政治訴求得不到滿足，不應遷怒公務人員 對此，華員會當年還曾大聲疾呼：「任何政黨政團、議員、市民，均不應因政治訴求得不到滿足，而遷怒、威嚇、加害公務人員」！全社會若能協助忠誠執行政府政策及法律的公務員，避免承受不必要的政治壓力，身心健康及人身安全不受威嚇，政府機器就可如常運作，不受干擾和衝擊，公務員隊伍的穩定也得以保持，符合港人的整體、長遠利益。「本會誠盼每一個真正以香港大局為重的政黨政團 、議員 、市民 、傳媒，理解、尊重及支持之！」（詳見第225期（2016年9月號）華員會會刊《華員報》社評：《祈全社會理解公務員政治中立含義》）。…

黃河 本會前會長、前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輪任）主席 （轉載自2022年11月21日《巴士的報》） 「有冇搞錯 ？咁都得？」有朋友讀到了我在《教訓知多少之二：規管乏力》一文中講到的2012年3月一場行政長官選戰中，「一群高級公務員」公然但匿名反對梁振英、唐英年和何俊仁3位候選人中的梁、唐參選的事件，說這是他當年看到這段新聞後的第一反應。的確，公務員直接介入當地最高領導人的選舉，在許多地方都是極為罕見的事件，且往往反映著社會已陷入嚴重的政治動盪。 在香港，在長達150多年的港英年代，最高領導人一一總督從來不是由選舉產生，加上本地公務員的地位直到殖民統治的後期，「本地化」政策逐步擴大後才有所提高，因而根本論不到，也容不得本地公務員作半點置喙。但港英歷史上，確曾發生過一次企圖介入港督人選的事件：時任港英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代表本港英資集團，飛赴英倫，圖遊說英廷勿派敗選政客彭定康擔任港督；惟鄧女士抵埠後即「消聲匿跡」，遊說一事迅即沒有了下文。不過，此事與公務員並無關係。倒是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除文首所述的10年前的那宗外，今年還發生了另一次公務員介入行政長官選舉的例子。前者是「一群高級公務員」反對3位候選人中的兩位建制派熱門人選參選；後者則是有4個公務員團體聯署支持一位前司長的熱門人選參選，而此時，另一位曾一早表示有意參選，但尚未報名，報名期尚未結束。兩者情況不盡相同，但性質同屬公務員介入行政長官選舉，而後者則根本是多此一舉，全無必要（我2022年4月25日《公務員與特首選舉》一文曾有評論）。 2012年前那一宗，情況惡劣得多，因為介入的竟是「一群高級公務員」，並應該是中級以上的管理人員。讓我們逐點比對《公務員隊伍的管理：品行和紀律》中相關規定和這些公務員的行徑看看： 「（各級管理人員）應該以身作則和起領導作用，使(公務員基本)信念得以傳播、培養及發揚」－－事實是，這群高級公務員不但沒有作為包括他們下屬在內的其他公務員的表率，相反，還起了極壞榜樣的作用； 「時刻以政府的利益為依歸」； 「不得有任何令人懷疑公務員隊伍是否公正，或令政府聲譽受損的活動或行為」； 「有 助 公 務 員 隊 伍 取 得 並 維 持 公 眾 對 他 們 的 尊 重 和 信 任」； 「誠 實 可 信」－－如何令人信服這群高級公務員，在新一屆行政長官當選後籌組新管治班子之時，以及在新一屆政府宣誓就職後，自己的忠誠度、責任感？…

黃河 本會前會長、前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輪任）主席 （轉載自2022年11月15日《巴士的報》） 我在上一篇文章總結過：未能講清講楚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大小道理利害關係，應是回歸後香港踐行這項大原則的過程中第一大教訓！其實，回顧歷史，客觀地說，多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計有：林煥光、王永平(他退休後背棄了公務員的基本信念則是後話)、俞宗怡、羅智光、聶德權等並非沒有代表過特區政府宣示或澄清、演繹過「政治中立」大原則，儘管他們闡述得並不全面、仍不完整。正是因為未能講清講楚，回歸後出現的誤讀誤解的認知問題難免愈演愈烈！ 一個真實的例子 另一方面，即使《守則》已列明了一些規矩，要想達到預期的目標，正如我一位退休公務員朋友在回應我的文章時所說，「根本無須更改(「政治中立」的表述) ，精力應放在如何認真的督導上」。經驗顯示，認真的督導包括有如前行政長官梁振英所指出的「加強宣傳講解」，要做好認真教育全體公務人員(包括政治問責官員、公務員團體的會員)的工作。督導也應包括對公務員的規管。因而當出現有公務員抵觸《守則》的規定、有悖秉持「政治中立」的情況之時，管理階層，尤其是公務員事務局，更要勇於負起管理公務員隊伍的紀律的責任。這方面的情况如何？下面，讓我们看看一個真實的例子。 「高級公務員」離經叛道之舉 事件發生在10年前2012年3月第4屆行政長官選舉的前夕。那場選戰，共有梁振英、唐英年和何俊仁3位候選人。戰情一開始就很激烈，特別是同為建制派頭面人物的唐梁之間的競爭。就在距離2012年3月25日選舉日相隔一天的3月23日，《信報》頭版頭條報導了「公務員拒撐唐梁」的爆炸性消息！該報還同時刊登了一封落款為「一群高級公務員」致「中央、各選委及全體市民」的匿名公開信：《「豬」「狼」都不要》。翌日，《星島日報》亦緊跟報導：「匿名高官向中央發公開信『插梁』」，公然表示「無法信任」其後當選行政長官的梁振英並與他「共事」。兩篇報導均沒有提供匿名信參與者的人數、職系、職級、所屬局/署等資料。對此，芸芸公務員團體中，似只有多年來一直秉持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的華員會及時站了出來，是其是非其非，給予了公開批評。 華員會十分擔心，如果匿名信屬實的話，這種公務員，更且是「高級公務員」公然介入行政長官選舉的極反常舉動，會嚴重破壞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大原則，嚴重影響新舊兩屆政府能否順利交接、新一屆政府開局會否順利的大局！為此，華員會還在3月23日《信報》報導的同日，在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剛剛成立，尚未正式運作之時，緊急去信辦公室秘書長劉焱女士，又在選舉的翌日就去函其他常任秘書長，誠盼他們和各副秘書長以及其他首長級公務員，「能夠秉持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大原則，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支持新一屆行政長官，竭誠協助特區政府順利換屆」。信中，在1980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之時，為港英公務員隊伍順利過渡，即已率先研究並引用公務員政治中立大原則的華員會強調：「基於公務員服務於當日(在任)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黃河 本會前會長、前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輪任）主席 （本文原刊2022年11月11日《巴士的報》） 被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預告，新版本《公務員守則》(Civil Service Code)將廢除的「政治中立」表述，香港回歸後最初出現在1999年首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林煥光頒佈的《公務員良好行為指南》(Civil Servants’ Guide to Good Practices )：「履行公職時，保持政治中立」(political…

黃河 本會前會長、前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輪任）主席 （轉載自2022年11月03日《巴士的報》）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剛在日前，在一個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突然宣佈了特區政府一項重大政策－－公務員政治中立大原則的「死刑」：新版本《公務員守則》將廢除「政治中立」一詞，取而代之的是「不偏不倚」！會上，局長還預告了正式執行「死刑」的時間：短短兩個多月後的2023年首季！對此，作為一個曾在整整40年前開始就直接參與研究、引用、踐行過這項大原則的過來人，我不得不大聲疾呼：請楊何蓓茵局長「刀下留人」！  重大政策轉向可予理解，但屬多此一舉 公平地說，因為在近十幾年，這項公務員政治中立大原則已被別有用心的反對派嚴重扭曲、歪曲，成了反中亂港、藏污納垢的場所，對此，建制派中人早已憤怒非常，當局有此迎合民意的大動作可予理解。但即便如此，我認為仍屬多此一舉！ 讓我們先看看楊何蓓茵局長當日在立法會上的解讀：「公務員是政府骨幹，必須盡忠職守，無論其個人信念如何，甚至加入什麼政黨，在工作上必須要不偏不倚，不能被其政治信念影響到工作，更不能用『政治中立』為藉口，拒絕執行政府安排的工作」。這番說話引用的正是有關公務員政治中立的正常認知，見諸於現版本《公務員守則》的演繹，雖然稍欠全面，但可以很容易予以補充、完善之。而類同局長的說法，也可在過往多期華員會會刊《華員報》上查閱到。她的表述與前行政長官、現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剛在11月1日社交平臺上發表的意見，也基本一致：「公務員『政治中立』的意思是公務員不能以自己的政治信念或政治關係為由，拒絕執行上級交帶的工作，或者陽奉陰違地hea做，就是這麼簡單。」梁先生更補充道：「『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和政治任命官員一樣，都必須愛國，效忠我們（不是別人）的國家，這是『普世價值』，沒有『不同演繹』成可以『中立』不愛國的空間」。  廢棄公務員政治中立 恐陷中央於不義 據此，污名化並從而廢棄國際上通用、本屬中性之詞的「公務員政治中立」之名，卻又為其定義及內涵沿用相同或差不多意思的演繹，令人有邏輯混淆之慨。這有如治安不靖，屢有歹徒用菜刀打劫，菜刀被污名化，官判菜刀改名般；又有如有壞和尚唸歪了經，佛經被污名化，方丈為佛經改名般，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當局更應避免令人誤會，有人在玩「文字遊戲」，以圖為有人不作為辯護。當局尤避免令海外人士對特區政府有「政治打壓公務員」之誤會，避免陷中央政府於不義，令講好中國故事更困難。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就直言：「放棄『公務員政治中立』這個用了三十多年的表述，在今天的形勢下，徒為反對我們的人添彈藥。」我完全同意梁先生的反建議：「將『政治中立』的要求試圖用至今未找到的其他字眼表述，不如加強宣傳講解」，「『公務員必須政治中立』，是自從三十多年前起草《基本法》至今的表述，意思很清楚，不要改」！  搞清政治中立正確定義和內涵十分必要 對局長廢棄「公務員政治中立」之名，如此重大政策轉向，我希望建制派中人不要不假思索地鼓掌擁護支持喝彩，不要一再把公務員駡得抬不起頭來，彷佛香港回歸以來出現的政治中立亂局，即使中層，甚至眾多基層、前線公務員都應該負上相當責任般，不要掀起「沙塵滾滾」，不打倒一大片不罷休之勢！當局應該在修改《公務員守則》之前，與全社會，首先是公務員及議員共同搞清公務員政治中立大原則的正確定義和內涵以及國際通用的認知，十分必要！其次應了解此原則引入香港的來龍去脈和歷史，尤須總結社會各界踐行半個世紀的的正負面經驗教訓，分析回歸以來扭曲、歪曲、誤讀、誤會政治中立的起因和情况，並對其謬誤予以一一釐清的實證案例，以備未来教育全社會之用。就此，新成立的公務員學院可給予全方位的支援。 【 作者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會立場 】